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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鄧小平在莫斯科

2017-07-10 09:17 來源: 人民網  作者:

來源:人民網

1920年,16歲的鄧小平去法國勤工儉學,1925年成為中共旅法支部負責人之一。他積極投身黨的活動,遭法國政府追捕,于1926年1月從巴黎轉移到柏林,又從柏林、波蘭抵達紅色之都莫斯科,先后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斯大林共產主義大學)和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

在蘇聯莫斯科的一年多,鄧小平經歷了許多人和事,感受深刻的,無疑是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組織紀律,此外,他擔任黨小組長,是同為中共黨員蔣經國的直接領導。

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按照中共旅歐支部決定,和傅鐘、李卓然、鄧紹圣等17人乘火車離開法國前往蘇聯,火車于1月17日抵達莫斯科火車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車站迎接鄧小平一行,并把他們帶到苦行廣場(今天的普希金廣場)那兒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1月17日那天是周日,但學校派專人值班,并已經給大家準備好了學生證。為了保密,大學人事處的工作人員給新來中國學生起好了俄國名字。起名字時比較隨意,鄧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學生證號碼是233。鄧小平的叔父、中共黨員鄧紹圣則取名弗拉基米爾·尤利耶維奇·達尼利內姆。學校給學員分配了宿舍。

中共和共青團歐洲支部的領導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后叛變,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俄文名叫拉斐爾,即葉青,先于鄧小平兩個月來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時,鄧小平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幾個月。就在鄧小平到來的前幾天,任卓宣被選為中共莫斯科支部書記。按照黨的軍事化管理紀律,1月19日任卓宣給所有來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同志辦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組織的登記手續。

同學們被分成幾十個小組,每組4-5個人。黨支部每周開1-2次大會。每次會短則兩三個小時,長則四個小時。會場氣氛非常緊張、興奮、熱烈。蘇聯風格的會議大部分內容是“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相互交織的,不留情面的“思想斗爭”,互為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形成了開會時不留情面、面紅耳赤的“思想斗爭”之“激烈”狀態。黨支部書記任卓宣全盤接受了蘇聯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鐵的紀律和行事風格,并內化于心。他篤信自己的這一做法。他認為,“我們的方式是符合列寧關于黨的自我批評原則的……所有大學生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必須強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情調。”

盡管他與鄧小平在法國相識,革命友誼深厚,個人交情也不薄,但任卓宣還是馬上拉下臉來,公事公辦,要對鄧小平進行“思想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鄧小平按照黨組織要求,在黨支部大會上做了嚴厲的自我批評。鄧小平是組織紀律性很強的,他同時向黨支部遞交了書面聲明:“我來此雖不久,團體對我已有很正確的批評,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錯誤中去改我的錯誤的決心,使自己得到進步。”

來到中山大學

中共莫斯科支部總部并不在東方大學,設在另一所大學,即坐落于沃爾洪卡街16號的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即簡稱“中山大學”)。

鄧小平、鄧紹圣和傅鐘等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斯大林共產主義大學)只停留了不長的時間。期間,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認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黨員派到這所“中國”大學更為適合。鄧小平等人在東方大學還沒來得及熟悉和適應環境,校長格利高力·伊薩克維奇·布萊托就已經把他們的檔案全部轉交給了中山大學校長卡爾·別加爾多維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鄧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學的學生證,他的學號還是233,俄文名也保留為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中山大學給每位新來的同學發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鄧小平終于坐到了課桌前。中山大學的教學計劃安排得非常豐富。鄧小平除了緊張地學習俄語外,主修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世界觀的課程。學生首先要學習俄語,第一學期俄語學習時間特別長,每周6天,每天4小時。具體的課程是:中國革命運動史、通史;社會形態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中山大學還有一門重要課程就是軍事訓練。

學期設置為2年,學生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時、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時。學習方法是教授先講課(用俄語,但有中文翻譯);然后學生提問,教授解答;再次由學生開討論會,自由辯論;最后由教授作總結發言。

如果說在法國“勤工儉學”主要是在做工參加革命活動,那么,在中山大學學習的一切,對于鄧小平來講都是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基礎性理論學習。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產主義”。他在填寫中山大學入學履歷時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愿以償”,“我更感覺到而且大家都感覺到我對于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于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還覺得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也很難系統化,這實對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所以,我來俄國的志愿,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斯科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愿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利益而斗爭”。

在中山大學就學的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已受過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礎比較差。學生中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遠。針對這一情況,學校根據學生知識水平的差異,按照學生具體情況來分小組。對程度較差的學生設有預備班,進行初級教育。對俄語程度較高的設有翻譯速成班。

中山大學把學生分為30個小組,每組25-40人,鄧小平被分在第七學習小組,分在第七小組的學生被認為將來無論在共產黨內還是在國民黨內都是更有政治前途的學生。和鄧小平同在一個組學習的有傅鐘、叔父鄧紹圣,還有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還有汪精衛的外侄陳春圃(陳璧君的遠房侄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來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部長的谷正鼎,后來成為國民黨行政院內政部政務次長的鄧文儀、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肖贊育以及谷正綱。第七組又被稱作“理論家小組”。

中山大學是用俄語授課的,這讓才到蘇聯的鄧小平及他的同學們感覺學習負擔非常重。這當然也影響了中山大學的教學進度安排。上課時一半時間要用于口譯,但口譯不能總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學校別無選擇,中山大學沒有中文授課的師資力量,有法語授課的小組,鄧小平沒有去法文小組,因為他雖在法國生活長達5年時間,但主要在勤工,只上過很短時間的法語課,會簡單的生活會話,并沒有真正能夠熟練地聽、說法語。

盡管俄語是極難學的語言,成為學習的最大障礙,但鄧小平并沒有氣餒,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所有時間都很高興,因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沒有維持生活的壓力,沒有軍警追擊之憂。這使他能夠以極大的興趣投入學習中。他心態樂觀,在中山大學的圖書館,每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孜孜不倦頑強地學習。對他來說,盡管學俄語像學法語一樣,感覺非常艱難,總是學不透,但社會學科課程,如聯共(布)歷史、社會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課程他都得了優秀。大學里有不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譯本,這些書鄧小平都特別重視。也就是在那時,他開始關注這些理論書籍。

在莫斯科的生活,與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法國,鄧小平為賺一點點生活費而拚命打工,或是靠失業救濟金勉強度日。而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的顯現。整個蘇聯經濟建設蒸蒸日上,國家和個體并駕齊驅生產,使蘇聯的市場更加繁榮。新的商場、飯店、咖啡館紛紛開張,賓客熙熙攘攘。中山大學里的生活供應豐富,從沒缺過雞鴨魚肉,一日三餐營養豐富,比如早餐,有雞蛋、夾著奶油的面包、牛奶、紅腸和紅茶,有時甚至還有珍貴的魚子醬供應。學校的后勤服務也極為周到。中國學生有吃俄餐或中餐的選擇。 學生的業余生活也很豐富,各種活動組織得很認真,有參觀博物館、各種展覽,去劇院等。1926年夏天,學校還組織鄧小平和他的同學去列寧格勒游覽,領略了這座北方水城的風情。

黨小組長: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中山大學就讀期間,黨務工作占用了鄧小平大量時間。開學后不久,鄧小平就在中山大學全體團員會議上被選入學校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局,而第七小組的黨員同學推選他為本小組的黨小組組長。

由此,他也被卷入了尖銳的派系斗爭中。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的口號。學生中出現了關注黨務會議的一派,和將注意力放在學習上的一派,后者被公開抨擊為“學院派”和“個人主義”,而那些在漫長的無休無止會議中沒有堅持到會議結束、就去食堂吃午飯的學生,則被批判成“小資產階級”和“利己主義者”。許多老師對此不滿,校長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強烈的憤怒。他雖曾是列寧近衛隊成員,但他也是這世界上最珍視個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學全體黨員會議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領導者進行了討論。此后,他親筆草擬了支部的工作計劃,包括號召中共學生黨員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孫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擾學生自由思考和討論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任何問題。

拉狄克的號召找到了富饒的土壤。許多在莫斯科懷有政治抱負、富有激情的中國青年公開反對莫斯科支部。時年22歲,來自安徽農家的團員陳紹禹(即王明)深得拉狄克賞識,成了學生領袖。他批判任卓宣的理論和實踐方針。到了1926年春,教學幾乎陷入癱瘓。幸好6月暑假開始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學生們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羅斯拉夫鐵路沿線的塔拉索夫卡療養院。這里也充滿了自由的空氣。陳紹禹和他的同學并不想結束辯論。他們召開激烈的全體會議反對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會議持續4天,直到校長拉狄克來到塔拉索夫卡以聯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學校校長的名義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將中國學生黨員轉入布爾什維克黨。1926年夏,任卓宣回國。

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都按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組織局的決定成為由校黨委領導的完全從屬于領導學校黨委的俄羅斯共產黨員的聯共(布)候補黨員。候補黨員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他們不能和學校黨委的正式黨員競爭領導崗位。而校黨委的領導也和拉狄克校長不同,他們嚴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領導一樣的黨建觀點,不允許有任何的獨立性。中山大學黨務工作方法實際上并沒有改變。所有黨、團成員還像以前一樣要參加冗長的黨的會議,還有其他形式,如分組討論、“現行政策小組”會,會上要求他們公開表明對黨的領導的忠誠。中山大學黨委書記謝德尼科夫不厭其煩地向學生們灌輸:黨內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時才能談黨內民主。1926年8月12日,思想不斷發展的謝德尼科夫寫道:“中央的權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須完全服從首長的指令……民主不總是一成不變的概念。擴大或是縮小民主取決于周圍環境的變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國不可能擴大民主。在現今的中國也同樣是不可能的。”

這一切并沒有擾亂鄧小平。他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接受大多數人的觀點。中山大學黨支部定期給鄧小平做出積極的評價。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學中共黨支部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記載:“一切行動合于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且有相當的認識,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發同志討論各種問題”;“黨的大會和組會從無缺席”;“黨指定的工作能切實執行”;“與同志們關系密切”;對功課“很有興趣”,“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對黨的認識很有進步,能在團員中樹立黨的影響”;“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

這份黨小組的鑒定,勾畫出了一個22歲的年輕共產黨員鄧小平的基本形象。

在另一份中山大學黨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鑒定中強調:“多佐羅夫是一個十分積極、精力充沛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聯共(布)候補黨員)。是校團委的優秀組織工作者。遵守紀律,自制力強,善于學習,多佐羅夫同志在校團委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進步很快。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關系。學習優秀、黨性強(單獨開展工作———單獨做國民黨黨員的工作,被指派做這項工作的都是最優秀的黨員)。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在鄧小平擔任黨小組組長的第七學習小組全體會上鄧小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這是一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大學時代,盡管如此,鄧小平很好地展現了自己的道德素養。學校幾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鄧小平不像大多數男同學那樣“數數然”對女生肉麻糾纏,表現得非常保守內斂大方。他這時戀上了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姑娘苗條、可愛,短頭發,細而黑的雙眉,微微豐潤的嘴唇。但鄧小平并沒有做出任何表白,他把全部精力和時間用來學習和做黨的工作。他只知道這個姑娘的中國真名叫張錫瑗,

張錫瑗生于1907年,在莫斯科時正好19歲。比鄧小平小3歲,她的原籍是河北省房山縣良鄉,父親張鏡海在鐵路供職,參加過“二七”工人大罷工,曾任良鄉火車站站長。張錫瑗在直隸省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讀書,1924年作為骨干分子參加該校學生改革學校教育的學潮運動,并在該校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她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趙世炎等黨的領導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黨領導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活動。大約于1925年下半年,張錫瑗被黨組織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鄧小平到莫斯科前兩個月,她和陳紹禹、蔣經國等一起從中國來到莫斯科。張錫瑗在另一個小組,同鄧小平一樣,進入了校團委組織局。她的學習并不是很突出,常得3分。黨務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順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沒完成黨交辦的任務”的評價。

鄧小平和張錫瑗在中山大學是同學、同志、戰友,相互欣賞,他們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來得及進一步發展,鄧小平就因革命形勢的需要提前回國了。又因有緣,1927年,他們又相遇于武漢,并在上海結為夫妻。

與蔣經國同窗共學

鄧小平在中山大學時與蔣經國同窗共學。蔣經國當時是學生會墻報《紅墻》的編輯委員,專門負責墻報稿件的組織、編輯與出版事宜,他時常要忙到深夜。他本人也常常親自寫稿。在蔣經國的提議下,墻報以《中國革命與我們的任務》為主題,發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大部分是共產黨人撰寫的。鄧小平也經常給蔣經國編輯的墻報寫稿,講述他在法國的留學經歷和心得體會。鄧小平的文章短小精悍,觀點鮮明,蔣經國很是欣賞,常放在頭條刊發。

鄧小平和蔣經國不在一個組。上大課時,往往是鄧小平與蔣經國并肩坐在一起。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因為個子不高,排隊時常與年齡最小的、當時個頭只有1.55米的蔣經國挨著站在一起。上大課時還有楊尚昆、廖承志、烏蘭夫,也是在一排坐。到孫逸仙大學不久就加入共青團的蔣經國就在鄧小平為組長的團小組里。蔣經國家中寄來的錢多些,常請同學吃飯。

有時上專題課,鄧小平、張聞天、左權、烏蘭夫、屈武等二十多位同學與蔣經國在一個小班討論。鄧小平在第一排,蔣經國與烏蘭夫同桌。一天上八節課,其中很多課時是組織學生參觀博物館、紀念堂。學生們還常到集體農莊和工廠去訪問、勞動。

莫斯科是很美麗的,尤其積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宮、樓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宮。莫斯科河結著厚厚的冰,如一條銀白色的緞帶。飯后,蔣經國總是與有著革命經歷的鄧小平等共產黨人一起到學校對面的廣場、公園和莫斯科河畔,邊散步邊聊天,既領略異國風光,又增長見識。當左權、徐君虎、蔣經國、鄧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時候,除了聊天,還愛聽鄧小平講在法國勤工儉學和那些驚心動魄、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斗爭故事。

在學校里,鄧小平性格爽朗、活潑,愛說愛笑,富有組織才能和表達才能;傅鐘則老成持重,不愛言談;任卓宣是個書呆子。他們三人的共同特點是,每個人脖子上都圍著一條藍白道的大圍巾。有一次,蔣經國問鄧小平:“你們干嘛老圍著一條大圍脖?”鄧小平告訴他們說,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在法國就數撿馬糞掙錢多,干一天能滿足一個星期的花銷,最劃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那么一條圍巾,因此,他們每人也有那么一條。原來,他們是以曾當過清潔工人而自豪啊!

蔣經國欽佩鄧小平的經歷,把他看成“大哥”“學長”。鄧小平對蔣經國也留下了較好的印象。鄧小平曾回憶說,蔣經國在這所大學里“學得不錯”。當鄧小平與國民黨右派同學谷正鼎、谷正綱、鄧文儀辯論時,蔣經國往往站在鄧小平一邊。國民黨右派同學為此十分惱怒,常常責問蔣經國:“經國,你是吃國民黨的飯,還是吃共產黨的飯?”蔣經國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吃蘇聯的飯!”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件”。“中山艦事件”傳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學生的無比憤恨。學生們對蔣介石口誅筆伐,蔣經國也成為眾矢之的,同學看他時眼睛都像要噴火。蔣經國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鄧小平。鄧小平嚴肅地說:“廣州‘三二0’事件,說明你父親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場上的,是破壞國共合作的嚴重政治事件,同學們對他的譴責和聲討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由于你父親的緣故,有這個家庭背景,同學們對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選擇的,但每個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組織上匯報,說明你是相信組織的,組織上也就認真地告訴你,要和你父親劃清界線,真誠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用自己的行動向組織和人民作一個滿意的回答。”鄧小平的這番談話,使蔣經國感到,鄧小平不但原則性很強,并且很有人情味,是個值得信賴的人。從此,他對鄧小平便更加肅然起敬了。向鄧小平匯報思想后,蔣經國寫信給其父蔣介石,一開頭寫道:“介石同志,我今天要站在革命的立場和你講話……”信里,他嚴厲且直率地批評蔣介石反共就是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這兩個當年同窗共學的朋友和同志,誰能料想到,幾十年后,會成為海峽兩岸的政治對手呢?

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6年7月開始北伐。1926年5月初,支持北伐的馮玉祥舉家前往蘇聯———進行爭取蘇聯擴大軍事援助的談判,并“靜待中國事態發展”。

在莫斯科的馮玉祥與聯共(布)領導人簽署了蘇聯向他提供超過430萬盧布補充物資援助的協定。列寧格勒軍區第一步兵團團長米哈伊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桑古爾斯基(介紹給馮玉祥時用了別名:烏斯曼諾夫)為馮玉祥軍事顧問團軍政領導人。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回國,即刻投入到為爭取祖國自由和獨立最后出路的斗爭中。他聲明,他的全部軍隊加入國民黨,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這次莫斯科給他派來了補充顧問組。共產國際向馮玉祥全面地推薦了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的學生,從中選拔了20人,其中包括鄧小平。鄧小平從中山大學退學,與馮玉祥同日啟程回國。他經過南西伯利亞、蒙古,最后到達西安。

鄧小平的一年旅蘇經歷也隨之結束。中山大學黨委在鄧小平的總結鑒定中寫到:“非常積極且精力充沛。一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沉著守紀,學業名列前茅。訓練有素。”鄧小平在蘇聯的一年,并沒有白白度過。在這期間,鄧小平看到、讀到和學到的一切都影響著鄧小平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

(責任編輯:陳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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